警惕官场死穴：雅贿

在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的过程中，腐败手段的隐蔽化、新型化趋势愈发明显，以古玩字画、玉石瓷器等为媒介的“雅贿”，逐渐成为权力寻租的重要载体。据央视新闻报道，农业农村部原党组书记、部长唐仁健的腐败案，便是典型的“雅贿”型受贿案件——涉案人员以“古玩交易”为幌子，将价值低微的工艺品包装成“天价藏品”，通过虚假买卖完成权钱交易，最终触碰党纪国法的红线。

胡瑾刑事律师团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

一、一线之隔：从 “雅好” 到 “雅贿” 的异化轨迹

“雅好” 本是心灵滋养，琴棋书画、花鸟虫鱼皆可为生活添彩。但在权力磁场中，爱好一旦与公权挂钩，便可能沦为权钱交易的遮羞布。新疆青河县原应急管理局局长马某某对 “翻翻鸽” 的痴迷，四年间主动索取 95 只，价值 132 万余元，占其受贿总额一半以上；我省原副省长倪发科 “爱玉成痴”，受贿物品近八成为玉石，这些案例都印证了 “好船者溺，好骑者堕” 的古训。

在我办理的安徽某厅原副厅长受贿案中，当事人酷爱书法，行贿者以 “交流作品” 为名送其名家字画，实则换取项目审批权，涉案金额达 1559 万余元。这类案件的共性的是：行贿者精准拿捏官员爱好，将权钱交易包装成 “文人雅趣”，利用藏品价值模糊性、交易形式隐蔽性逃避监管，其迷惑性、麻痹性远超普通贿赂。

二、法律定性：“雅贿” 的本质与认定难点

从刑法角度看，“雅贿” 与普通贿赂无本质区别，均符合受贿罪 “权钱交易” 的核心要件。但司法实践中，其认定面临三重难题：

其一，取证难。行贿受贿双方常以 “藏品交流”“人情往来” 为幌子，形成攻守同盟。如浙江省海宁市原副市长马继国受贿案中，其辩称收受字画是 “朋友间交流”，给案件定性带来困扰。

其二，估值难。玉石、字画等藏品价格波动大，真伪难辨。根据司法规则，通常以收受时市场价格或专业机构鉴定价认定，但实践中存在 “收受时为赝品、查处时被鉴定为真品” 等复杂情形。我曾承办的一起医疗系统受贿案中，涉案字画经三次鉴定才确定价值，凸显估值复杂性。

其三，量刑难。现行刑法未明确列举艺术品贿赂的认定标准，部分官员以 “不知为真品” 辩解。如某官员收受假古董后辩称 “以为是仿品”，若无法证明其主观明知，可能影响定罪量刑。

需明确的是，根据 “两高” 司法解释，只要收受物品与职务行为形成对价关系，无论其形式如何 “高雅”，均构成受贿。即使是 “润笔费”“评审费” 等变相贿赂，只要超出合理范畴，同样需承担法律责任。

胡瑾律师在涉企犯罪刑事辩护论坛上发言

三、守界之道：三重防线阻断 “雅贿” 滋生

（一）个人自律：净化 “雅好” 的思想根基

领导干部需树立 “爱好有界” 意识：一是爱好应量力而行，杜绝超出收入水平的高消费收藏，如原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自诩书画爱好者，落马后作品 30 元起拍却无人问津，沦为笑柄；二是划清交往边界，警惕 “投其所好” 的刻意接近，学习公孙仪 “不受鱼” 的智慧，不给行贿者可乘之机；三是主动申报公示，按照中组部要求，书画、收藏等爱好及相关劳务所得需如实填报，接受监督。

（二）制度约束：筑牢权力监督的 “防火墙”

遏制 “雅贿” 需釜底抽薪，强化权力监管：在项目审批、资金拨付等关键环节建立透明决策机制，减少自由裁量权；推行关键岗位领导干部个人爱好申报制度，对玉石、字画等高危藏品实施备案管理；完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，将藏品纳入申报范围，接受群众监督。我办理的淮北某国企董事长受贿案中，若早有完善的爱好申报与财产公示制度，其通过收藏古玩敛财的行为或可及早被发现。

（三）法律严惩：拧紧 “不敢贿” 的惩戒发条

立法层面需填补 “雅贿” 监管盲区：一是出台司法解释，明确艺术品贿赂的认定标准、估值程序和量刑依据，统一司法尺度；二是建立专业鉴定评估机制，引入第三方机构对涉案藏品进行权威估值，解决 “真伪难辨、价值难定” 问题；三是加大行贿打击力度，落实刑法修正案（九）精神，破除 “重受贿、轻行贿” 倾向，完善行贿人联合惩戒机制。实践证明，只有让 “雅贿” 的违法成本远高于收益，才能形成有效震慑。

结语

“雅好” 与 “雅贿” 的距离，本质上是公与私、权与利的边界。领导干部的爱好不应成为权力寻租的工具，而应是涵养情操的载体。唯有坚守思想防线、完善制度约束、强化法律惩戒，才能让 “雅好” 回归本真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。作为法律工作者，我将持续关注 “雅贿” 治理的司法实践，为推进反腐败法治化贡献力量。